反对对人进行等级的区分，强调人的无差别性和抽象性。
数据衍生性权利是指在数据利用过程中产生的关联性权利，保护的是数据流动过程中个人的受益性、平等性、参与性权利，这类权利以数据作为信息媒介或生产要素参与社会交往生活为基础。数字鸿沟包括获取鸿沟与技能鸿沟两个方面，前者是指在获取计算机和互联网方面存在的不公平。
在具体内容上，数据隐私权包括个人数据与其他利益无涉的私人安宁性权利和不被披露的相对非公开性权利。我国《宪法》总纲中的条款具有国家政策性质，第14条存在数据权利的解释空间。数据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以数据为载体的商品交易机制，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经济价值。而且《个人信息保护法》将平台企业与国家处理个人信息的行为一体化规范，并排除适用自然人因个人或者家庭事务处理个人信息的情形，表明个人数据基本权利的效力已经扩展到平台企业。数据自决权是个人数据权利的价值内核，只有公民能够自由决定自己数据的收集与利用过程，作为主体性的公民个人的人格尊严才不至于受损。
为了协调技术发展与人权保障之间的矛盾，当数字技术的发展对公民权利的侵害威胁到人格尊严的核心价值时，国家不仅要赋予个人主观性的防御权利，而且需要履行保障义务来帮助处于弱势地位的公民对抗技术霸权。二、个人数据权利体系化的配置模式 在明确了个人数据权利的宪法属性之后，就需要证立个人数据权利的构成要素。四、妨害公务行为的阶层构造与《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0条的适用逻辑 经由对第1款第（一）项和第（二）项的要件构成的归纳提取，《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0条的阶层构造也渐渐明晰。
作为处罚总则，上述责任主义规定对于包括治安管理处罚在内的所有行政处罚都应有所适用。本文也通过揭示应急处罚中规范与现实的张力，警醒在应急状态下随意突破规范界限可能导致的法治危机，提出本条的紧急状态应做符合《宪法》《突发事件应对法》的解释，由此使包括应急处罚在内的应急处置被重新置于法律预设的控权框架之下。这也使妨害公务罪的犯罪构成完全可为治安处罚所借镜，这种借镜同样是基于法秩序内在统一的要求。这种做法侵蚀了应急法治所具备的基于权利制约紧急权力的内核，并使应急法治慢慢被排挤出应急处置的措施选项。
情节严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其适用逻辑也在于，将所有违反当地政府疫情防控命令的行为都归入拒不执行人民政府在紧急状态情况下依法发布的决定、命令，从而关联罚款和拘留的行政处罚。
也正是政治动员和政治站位所产生的政治赋能，使针对疫情防控的应急处置被直接拔高至宪法上的紧急状态。这三个层级侵害法益的重要性逐步递增，而对行为危险性的程度要求则逐步递减，法益重要性与行为危害性之间也因此构成了正相关的匹配关系。学理上同样有观念认为，重大且明显违法作为无效行政行为的识别标准并不唯一，必要时还应以利益权衡说作为补充，后者认为瑕疵的重大和明显应根据具体情形考虑具体利益来确定，被纳入考虑范畴的包括相对人利益、第三人利益以及因承认无效可能导致的无法实现的行政目的的损失、法安定性等公共利益。其实在2003年非典疫情后，我国就已制定并完善了包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传染病防治法》等应急法律规范，还出台《突发事件应对法》作为应急基本法，这些法律规范已包含应对疫情防控等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基本制度储备。
宣布紧急状态是法律状态切换的标识，为紧急权力的运用提供合法性。[3]值得注意的是，本条第1款第（二）（三）项以及第2款列举其他妨害公务行为时，语词表述均为阻碍，由此也引出拒不执行与阻碍在意涵上是否存在差异，各自又如何区分的问题。（三）拒绝或者阻碍人民警察执行追捕、搜查、救险等任务进入有关住所、场所的。[7]据此，本文在参酌妨害公务罪的具体构成时，同样尝试借由犯罪阶层论的判断步骤，对第50条第1款第（二）项进行要件归纳，而这一归纳同样是为妨害公务行为的行政处罚提供一般认知框架。
由行政行为生效制度延伸出的是个人对行政决定的普遍服从义务，即个人不能基于自身的主观判断而选择性地服从行政命令。1.何为阻碍？ 在全国人大法工委的解释中，阻碍被定义为行为人以主动、非暴力的方式实施的阻挠、妨碍行为，例如吵闹、谩骂和无理纠缠等。
由此，由第（二）项至第（三）（四）项再至第（一）项，应受处罚的妨害公务行为在规范构造上大体可区分为日常公务/日常公务中的紧急任务/紧急状态下的公务三个层级。与《刑法》中的妨害公务罪不同，本项对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在行为方式上并未做出限定，即并不要求以暴力、威胁方法作为条件。
[8] 对于妨害公务罪而言，刑法一般认为其属于处于行为犯与结果犯中间样态的危险犯。由此，为避免应急法治被彻底架空，包括应急处罚在内的应急处置就应被重新置于规范框架之下。但自1986年《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时始不再有违法性阻却事由的规定。由此来看，尽管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或是国务院至今都未因疫情原因宣布全国或是个别地方进入紧急状态，但《意见》已在指导行政实践和司法适用时，将其类比于紧急状态，而且还在开篇就定下依法及时、从严惩治妨害疫情防控的各类违法犯罪的政策基调。[11]张明楷：《袭警罪的基本问题》，《比较法研究》2021年第6期。3.规范与现实究竟如何选择？ 对于《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紧急状态究竟应做狭义还是广义理解，不仅涉及立场选择，本质上还攸关现实做法何以轻易就突破规范界限。
[4] 但即使是在行为方式上并不以暴力、威胁为前提，对于本项的适用仍旧会引出诸多问题，除上文提及的如何区分阻碍与拒不执行外，还包括：其一，如何确定阻碍？阻碍行为究竟仅包含积极地阻挠妨碍还是同样包含消极地对抗和不执行？阻碍是否需造成公务难以执行的后果还是只要有行为就可处罚？其二，如何甄别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依法执行职务的判断究竟应采取形式标准还是实质标准？行政法上对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的识别和刑法认识究竟应保持一致还是要有所区分？ 3.阻碍执行紧急任务的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抢险车、警车等车辆通行 第（三）项的规定相对清晰，所谓阻碍执行紧急任务的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抢险车、警车等车辆通行的行为，需符合以下三个特征：其一，行为人以各种方法和手段阻碍车辆通行。由此，如果行为人实施妨害公务执行的行为是为了正当防卫或是紧急避险等，应被认为并不具有可责性，但防卫挑拨不在此列。
与作为犯违反了禁止性规范不同，不作为犯的消极行为违反的是刑法中的命令性规范，即当为而不为。现代刑法越来越多地将行政违法入罪。
[28]《宪法》和《突发事件应对法》中的紧急状态条款某种程度上成为沉睡条款。既然要有危害后果或危险作为要件，这同样说明阻碍必须是行为人积极主动地对公务执行予以阻挠，如果行为人只是消极地拒绝或不履行不能归入妨害公务的行为中。
例如《行政处罚法》第70条，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当场收缴罚款的，必须向当事人出具国务院财政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财政部门统一制发的专用票据。[15]从这种普遍服从义务出发，如果个人对生效的行政决定与命令直接予以对抗，就会招致不利的法律后果，针对妨害公务行为的行政处罚和刑罚就属此列。（五）有拒绝或者阻碍人民警察执行职务的其他行为的。此外，本条还尤其关涉如何处理应急处罚权的有效实施和必要限制的问题。
（二）如何理解紧急状态？ 第（一）项的行为样态之所以明显宽于第（二）项的原因在于，紧急状态会对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环境安全或者社会秩序构成重大威胁，公权力机关为应对危机会采取相比平常更紧迫特别的措施，这些措施同样要求公民承担更高的服从义务、承受更多的权利限制。据此，参酌刑法妨害公务罪的讨论厘清应受处罚的妨害公务行为的要件构成，在体系解释中尝试弥合应急权力实施与约束的矛盾，并以其为依据对《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0条的逻辑关联和适用顺序进行重新阐发，便成为本文探讨妨害公务行为的行政处罚的基本向度。
赵宏，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2.如何处理妨害公务中的违法性认识错误？ 与故意要件相关联的另一问题在于，故意究竟仅包含事实认识错误还是同样涵盖违法性认识错误，这一问题体现在应受处罚的妨害公务行为中就是，如行为人误认为职务行为违法而予以抵抗又应如何处置。
既然《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0条的多项内容与《刑法》第277条在立法意旨、要件构成上有诸多重合之处，刑法学理上有关妨害公务罪的讨论当然可为我们厘清应受处罚的妨害公务行为提供参考。其原因除了《治安管理处罚法》将拒绝和阻碍分列外，还在于以下两点：其一，行政法律规范普遍认可行为人在面对行政机关处置时，有陈述、申辩甚至要求听证的权利，陈述申辩所指向的当然包含对行政命令的拒绝和反驳，将消极拒绝归入妨害公务行为势必与当事人所享有的反驳权利相抵牾。
三、紧急状态下应受处罚的妨害公务行为的特殊要件 参照妨害公务罪进行要件提取，是明晰《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0条解释和适用的一个向度。但必须造成现实的危害后果或危险才能施予惩罚是否可适用于行政处罚又存在争议。无论是刑罚还是行政处罚，其重要功能都在于借由惩罚维护公众对法规范的忠诚。[12]行政不法因此也更近于传统刑法中的行为犯。
现代国家之所以强调应急法治化，并将应急处理和危机处置诉诸法律，其目的又不外乎两点：首先，确立危机应对的经验法则，提升应急效能。应受处罚的妨害公务行为直接对接《刑法》中的妨害公务罪，鉴于两者在要件构成上的相似性，刑法学理对妨害公务罪的讨论，可成为明晰此类违法行为构成要件的借镜。
据此，刑法中有关违法性认识错误的讨论同样应为行政处罚所借镜。再回到第1款第（一）项，如果我们不是默许应急之下就无法治，而同样认可即使是危机处理也应在法律预设的控权框架下进行，那么在并不具备《宪法》《突发事件应对法》所规定的紧急状态时，第（一）项就应被慎用。
这一认知同样应适用于行政处罚。但这些制度装置却在应急管理政治化后被悬置。